广东公务员（申论）模拟试卷58

根据给定资料，自选角度，自拟题目，写一篇1200字左右的文章。

 要求：中心明确、内容充实、条理清楚、联系实际，行文流畅。

请就如何解决给定资料所反映的主要问题提一些建议措施。

 要求：体现针对性和和可操作性，思路清晰、条理清楚，不超过300字。

一、注意事项

 1．申论考试是对考生阅读理解能力、综合分析能力、提出和解决问题能力、文字表达能力的测试。

 2．本试卷由给定资料与作答要求两部分构成。考试时限为150分钟。其中，阅读给定资料参考时限为40分钟，作答参考时限为110分钟。满分100分。

 3．仔细阅读给定的资料，按照后面提出的“作答要求”依次作答。

二、给定资料

 1．1月25日，对于即将毕业的湖南师范大学学生杨非来说是一个高兴与烦躁同在的日子。高兴的是，找了近半年的工作终于有一家深圳的房地产公司向她发出了试用通知，烦躁的是，该公司并不会为其解决户口问题。也就是说，即使她能够进入这家公司工作，但在未来的很多年里她将会与很多在深圳工作的人一样依然是一个“外乡人”。

 “虽然我不太看重户口这个东西，毕竟现在自己还年轻，但没有户口还是意味着自己将失去很多东西，总感觉像个二等公民。”杨非颇为烦恼地对记者说。

 事实上，为户口问题烦恼的绝不止杨非一人。对于很多生活在北京、上海、深圳等大城市的“漂一族”来说，户口一直都是横亘在他们面前的一道难以逾越的槛儿。

 在北京工作多年的某媒体记者李文工对此的体会更为深刻：“我在北京工作了五年了，都三十好几了，但是还只能在这里漂着，没有户口以后孩子上学都成问题，更别提其他的了”。

 “户籍制度也是一个抽水机。城市户口相对于农村户口是很值钱的，我读小学时就知道城市户口的人的优越和高贵，城镇户口的同学吃的、穿的、住的、玩的都和我们农家子弟不一样。我当时好羡慕有城市户口的人。”2005年1月30日，著名三农问题专家、香港乐施会项目专员李昌平在接受《法制早报》记者电话采访时说：“1985年，我当乡书记了，很多农民找我解决户口，户口要粮食、公安、民政等好几个部门联合办公，最后分管的县长签字才能解决，解决一个户口除了要花很多钱外，还要花好多的时间和精力。”

 李昌平说，到了90年代初期，他所在的县城的户口每年出售100个、200个、500个不等，每个20000元、30000元不等。一些农民，借债也给自己的孩子买户口，买高价户口还要开“后门”。“那时也有好多人求我走后门，有的人真是哭着求我帮忙。再到后来，全国都卖户口了，有的城市一个户口卖十几万甚至更高，现在要得到北京等城市的户口，依然还要出高价，我在北京工作好几年了，就是做不成北京人，因为买不起户口。户口这个东西，吸走了多少农村的财富!”

 2．《中国青年报》近日报道，重庆市发生一起车祸，3名搭乘同一辆三轮车的花季少女不幸丧生，但是，这三个女孩中，两个城市女孩都得到了20多万元赔偿，而那位农村户口女孩的赔偿，却不及其他两人的一半。

 3．“我们只能把孩子留在老家上学”，从江西来北京打工的王勇介绍。据他所知，大部分北京的中小学和幼儿园根本不收农村孩子，少量接收的学校需要大量的“赞助费”，因此不少常年在北京的农民上只能选择“民工小学”，但是这些小学设施简陋、无法保证教学质量，甚至经常因为手续不全而被查封。

 而事业略有小成的任赫将自己父母接到北京居住后，最担心的一件事，就是父母生病，“北京大医院看个感冒都能开出三四百元钱的药，而父母都是农村人，没有医疗保险，没有养老金，没有单位报销，万一得一个什么大病，以我现在的收入都不敢保证说就可以支付全部费用，这是一个无底洞啊。”

 4．陈先生是浙江宁波人，原本拥有城市居民身份的他，几年前去北京发展，很快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外地人。他无奈地表示，很多方面觉得自己和那些农村外出人员或农民工没什么不同。尽管他拥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和一个固定的住所，享有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等社会保障，但还是一个外地人。因为没有北京户口，他不能享受经济适用房的政策。即便向银行住房贷款也遭受非北京市民的待遇。

 北京某房地产媒体的记者林力2003年在北京东边买了一套商品房，由于是外地户口，所以在买房的时候还要办理暂住证，但一想到可以拥有一套自己的房子，还是忙着办理了买房所需的各种手续。没想到住进新房不到一年，社区却要求他去办理暂住证，理由是林力为外地人。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十五条规定：“公民以他的户籍所在地的居住地为住所，经常居住地与住所不一致的，经常居住地视为住所。”从《通则》来看，外地来京人员在北京买厂房，那么房子所在地即其“经常居住地”就应被视作是“住所”，那他也就应当相应地获得住所所在地的户籍。因此，购买房屋后依然要办理暂住证，显然是与法律规定相违背的。“暂住在自己的房子里”这种无奈的事实不在少数。

 齐先生是浙江舟山人，其父与其母早年离婚后，来上海再婚，育有一女。8年前齐先生父亲去世，齐先生来上海奔丧，由于齐先生的生母及继母都已亡故，齐先生与同父异母的妹妹感情颇为融洽，因此在上海逗留了一段时间。其间，他结识了一位上海姑娘，一年后两人结婚成家。由于夫妇俩均是普通工薪阶层，收入不高，且结婚1年后便有了儿子，经济并不宽裕，没有能力在上海购置商品房安置自己的家。齐太太常年带着儿子居住在娘家，当然母子两人的户口也落在齐太太的娘家。齐先生仍在舟山工作，八年里夫妇俩均是两地分居。

 2002年3月，齐太太遭遇车祸不治身亡。相隔2个月不到，原本重病缠身的岳父不堪最小的女儿意外死亡的打击，撒手西去。而岳母则早在多年前便已因病去世。齐太太上面共有 4个兄姐，而齐太太带着儿于原本和老父亲一起住在老父亲所有的房子内，这房子是老父亲惟一的遗产。4个兄姐决定平分这宗遗产，但也不打算遗漏齐太太6岁的儿子。平分的惟一方法就是把房子卖掉，把卖房款分作5份。但是卖房子就意味着这套房子内的户口都必须迁移掉，6岁儿子的户口何去何从?4位兄姐找来齐先生，给齐先生两种选择：要么拿走五分之一的卖房钱，然后自己解决儿子的户口；要么按照总房价拿出五分之四给各兄姐，然后房子归他，孩子的户口不用迁移。

 虽说是老房子，但在上海这种老房子挂牌售价也能卖个十四五万元，齐先生根本拿不出其中的五分之四。于是齐先生找到自己的妹妹，请求把儿子的户口落在她家。妹妹一家欣然答应，无奈多方奔走，却因为非直系亲属，人可以住，但户口无法迁移。如此一来，齐先生只能回舟山把事情拖下去。时间一长，妻子娘家的4位兄姐不答应了，轮流给齐先生打电话，由好言好语到恶语相向，最后闹上了法庭。

 5．建国以来，中国户籍管理制度的变化大致可划分为3个阶段：第一阶段，1958年以前，属自由迁徙期；第二阶段，1958—1978年，为严格控制期；第三阶段，1978年以后，半开放期。

 1958年以前，中国没有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人们可以自由迁徙。1958年1月9日，经全国人大常委会讨论通过，毛泽东签署一号主席令，颁布了新中国第一部户籍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确立了—套较完善的户口管理制度，它包括常住、暂住、出生、死亡、迁出、迁入、变更等7项人口登记制度。这个条例以法律形式严格限制农民进入城市，限制城市间人口流动，在城市与农村之间构筑了一道高墙，城乡分离的“二元经济模式”因此而生成。

 6．我国的户籍制度形成于上个世纪50年代中期，它用复杂的法律、政策把人口分为城市与农村两大类，不同的人享有完全不同的权利、福利，两类人口不能自由流动、迁徙。但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这一制度加剧了城乡在方方面面的差距，造成了社会的不公平。

 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市场化进程，使户籍制度有所松动，但其核心制度依然相当稳固，大量人口流入城市，为城市的经济发展及社会进步作出重要贡献，但在法律上却不具有市民的身份。

 由于城乡户籍分割，政府近来为解决民生问题所采取的种种措施，主要照顾到城市中低收入群体。而属于绝对意义上的贫困群体的乡村中低收入群体，及身处城市却没有城市户籍的人口，却很难平等享受政府的财政转移收益。

 7．据公安部和有关专家估算，目前，全国流动人口接近达到1.3亿。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渐形成，人口的合理流动已成为一股不可阻挡的潮流。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开始，横亘在中国城乡之间的户口藩篱开始出现松动。从中央到地方先后出台政策，改变城乡二元制的现状，逐步降低“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间的待遇“落差”。

 就在各地陆续实行各方面的户籍制度改革、拓宽外来人口进入城市的渠道、降低户籍门槛．的同时，2005年1月25口前后在北京，打“两会”期间，中国人民入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北京市国民革命委员会北京市委委员、北京市政协委员张惟英却提出了在北京实行“户口准入制”的建议。建议称“目前北京市的居住人门已超过北京市各种资源的人口承载极限，严重制约了北京的发展。外来人口的大量无序调入，更加剧了这一矛盾，使北京市的可持续发展难以为继，所以控制北京市的人口规模是必须的”。建议人设想通过适当提高进入门槛的方式，限制那些北京不需要的无序流动的人才，而将一些于北京发展有利的高级人才留下来。尽管该委员就该问题在此后又做了相关的解释，但很多人还是认为此举是对外来民工的一种歧视性的做法。一时间，各类媒体上“骂声”一片。

 与此同时，另一位专家的研究报告亦引起了人们的更大关注。1月27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研究员崔传义向本报提供了其最新的一份研究报告。报告称，户籍制度改革需要